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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我选择了开放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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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1978:让现实告诉未来

1978年,是我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一年。在其后的四十年里,我在不断突围与创新中铸就自己的开放人生。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在其后的四十年里,中国开始书写全新的历史篇章。1978年也是我收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录取通知书的一年,在其后的四十年里,我在不断突围与创新中铸就自己的开放人生。

选了大家相对陌生的英文专业

1977年10月12日晚,在四川金堂县龙王公社下乡锻炼已经两年的我,从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听到: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这一刻,我激动万分,隐隐觉得,我的机会来了。

1978年2月,我收到了翘首企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很幸运地被当时全国最好的三所外语学院之一的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系录取。那个年代,中国说英语的人还非常少。尽管当时绝大部分人并不熟悉和认可英文专业,但是我坚信,我所学的终将派上大用场。1979年的一天,当学校大喇叭里传来中美建交的消息时,我深刻感受到中国将进入一个开放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将与我息息相关。

在广外,我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自然对国外文学比较注重。那时候,我经常去图书馆饱览外国文学作品: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中世纪文学,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到十七八世纪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以及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些浩瀚的文学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启迪了我的思想,也锻炼了我的写作水平。

可以说,广外的四年也是我博览群书的四年,在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怀与心灵都经受了一场知识的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为之一新,为我以后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事业如火如荼之际选择出国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大学毕业后,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其间,我参与起草的关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报告,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与批示。

80年代中期,在经贸部做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国际工商知识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于是我决定出国留学,去读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还不熟悉的MBA。

留学不只是学习知识这么简单,更要融入当地社会。在留学期间,我一直奉行,留学生尽量不要去洗盘子,而要去干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报酬哪怕很低,但经历是更有价值的财富。我尽量找机会到大公司实习,比如,我曾在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工作过,参与接待了以时任国家副总理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历时一个月,考察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构建起跨文化的交流沟通能力。

1990年,在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的公开竞聘中,我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在任职期间,我对中加经济和贸易合作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我还策划了90年代初期中加之间的多次高层访问,推动了中加之间的合作。

国际大学与国际社会的十年历练,我深刻体验了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精髓,积累了开放的思维方式,为以后发展奠定了国际化的基础。

天命之年,回国创办智库

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感染了我,这一年,我正好50岁,到了人生“知天命”的年龄。回首穿梭于东西方的这几十年,我深刻感受到,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个国家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实力,也需要智库等软实力。

也是在这一年,我和苗绿博士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将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作为智库研究方向。彼时,“全球化”概念远未如今天这般被国人所熟悉与接受,而在今天,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40年前,我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大学毕业后,我成为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家外经贸部官员,之后又成为最早留学海外的MBA、第一批大型跨国公司高管、较早一批回国创业的海归,创办过企业,当过大学教授,创办了中国欧美同学会商会、建言献策委员会等中国海归社团,创办了社会智库——全球化智库(CCG)。

这一切,都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

来源:新京报(http://www.bjnews.com.cn/)

责任编辑:徐亚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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